书商陈黎明:推着莫言走

2012-11-08 10:00    作者:萧三匝 张东亚 陈曦 李春晖 来源:中国企业家

 

 

   
      

 

   1014,莫言出生地平安村,很多外乡人慕名参观莫言旧居


    莫言家族的“生死疲劳”

     
   
猛然间被推到全世界的聚光灯下,莫言的表现是“诚惶诚恐”。世界给他荣誉,我们给他疲劳。

 

    1015上午,一直躲着媒体的莫言,不小心被记者在家中撞了个正着。他没好意思直接掉头躲进书籍文稿如山的“一斗阁”,他愿意与记者聊聊,但事先定好了规矩:“只谈文学不谈其他”。

   
他穿着紫色绒面休闲外套,内里是格子衬衣,眼袋明显,神态疲惫,边说边摩挲着半截破梳子。


   
“你平时身上喜欢带把梳子吗?”记者想起了刚刚采访过的刘震云—刘有这习惯。

   
“不是,一进门看到你,想赶紧梳梳头,一时找不到好梳子,随手摸了一把。”他稀疏的头发齐刷刷倒向右边,力图罩住光亮的脑袋。他的一位朋友宽慰他:“贵人不顶重发”。

 

    在当地政府眼里,莫言着实尊贵。事实上,莫言早已被高密当成文化建设的招牌。诺奖一获,其有形、无形价值无法估量。1011获奖消息发布当晚, 高密政府放了半个多小时焰火庆祝。是夜9点半,还安排了一次新闻发布会。但中外媒体过多,莫言不得不在次日下午又召开了一次新闻发布会。此后,他躲了起 来,一是因为身体不堪重负,每天只能休息3个多小时,二是因为这个惯于安静的作家不知怎样应付如此热闹场面,他希望一个月后一切恢复平静。

   
但这只是他的一厢情愿,当地政府显然不想让这件喜事一下子归于平静,它们要让莫言这块金字招牌为高密,甚至整个山东带来点什么。山东的旅游口号“一山一水一圣人”因为莫言,已改为“一山一水一圣人一文豪”。高密城里和莫言旧居到处张贴着其获奖的标语。

   
大栏乡平安村,莫言旧居,一所5间房的土垒老屋,唯有院子内的两畦胡萝卜和门口的大豆是坚守在此的活物。看护这些活物的,是莫言90岁的父亲管贻范。但老人有心无力,游人和记者肆意的热情已迫使胡萝卜苗半数伏地,无数的脚印使这里新踏出了一条路。

    16
年前,来此处拍摄由莫言同名小说改编的电影《红高粱》的张艺谋,曾在这所土屋前和同样光着膀子的莫言与姜文,还有身着戏服的巩俐留影。2008年,北京奥运会上,张艺谋让各国运动员用脚踩出的七彩彩虹,却没有莫言家老屋新路上不分国籍的脚印来得如此急遽,冲力十足。

   
一切都格外匆忙。14日上午,莫言家老屋村头的石桥被重新粉刷,几名村妇被组织着铲除通往老屋路边的杂草,侧柏幼苗迅速被栽在屋后,点缀着落寞了 20多年的老屋,“莫言旧居”的牌子被匆忙插在屋后,标语“获得诺贝尔奖奖者”用病句的方式告诉来访者,这一切到底有多么措手不及。

   
连风水先生也来凑热闹,他大叹,这旧居背靠胶河,不得了,上风上水的宝地啊。从早至晚,这里车流如织,忙着秋收的平安村男女老少也过来扎堆,他们纷纷感叹这里“从来没来过这么多人”。

   
故乡对莫言的盛情美意不始自今日。1982年他在部队提干后,每次还乡,高密政府都将他奉为座上宾。1986年,莫言小说《红高粱》改编的同名电影 一炮而红后,时任高密县委宣传部长的孙惠斌就召集了一次莫言文学研讨会,邀请全国各地媒体和文学评论家到高密就莫言早期作品展开讨论。孙后来担任高密市委 (县级市)书记,理所当然把莫言视为当地文化建设的招牌。2006年,莫言研究会成立,退休的孙惠斌担任会长,其后又推动莫言文学馆在2009年建成。

   
当地政府的厚意,一直遭到管贻范父子的反对。2002年春节,诺奖得主、日本作家大江健三郎曾到莫言老家拜访,管父对莫言讲,大江健三郎比你有名,人家都不建文学馆,你有什么资格建?

   
当地政府执意将莫言旧居整修并保留下来,其父又教训他,周恩来都坚决不保存故居,我们有什么资格?

   
父亲的庭训,让莫言惶恐,但他却奈何不了当地政府。有官员曾言,莫言是高密的,也是世界的。文学馆并非是为莫言修家庙,而是作为对外文化交流的窗 口、文化建设的标志、莫言研究的平台、学生教育的基地……在一个人情社会,莫言研究会除了文学价值外,给会员创造了高端人脉资源、致富商机等附加值。

   
以往每年春节回家的莫言,总会在正月初二去给自己小学时的语文老师张作圣拜年,并送上签名的首版小说。“张作圣老师,这是学生的习作(《透明的红萝卜》),望批评,像当年为我批改作文一样。学生莫言。”这些被看得页面有些发黑的小说,仍被张老师保存。

   
“《红高粱家族》风格很狂放,到了《檀香刑》和《蛙》,看得出他很压抑,而且因时间跨度大,伏笔多,往往要读好几遍才懂。”张作圣感慨自己年龄大 了,已跟不上学生的进步,连见莫言也开始变得困难。“近几年,特别不容易联系上他,太忙。”每次归乡的莫言,总会被政府拉去参加活动、做报告。“政府对他 很重视,因为他把高密推介出去了,对当地经济拉动都是能看得到的。”


   
高粱酒、九儿酒都是借莫言小说而注册的商标。莫言获诺奖后,前去注册与莫言有关的商标的人数激增,当地旅游部门也正在琢磨如何挖掘莫言资源。

   
但莫言回报故土的,依旧是通过自己的笔来推介故乡。1990年,莫言在《人民日报》连发《高密之光》等3篇报告文学宣传故乡。后来,他不仅在小说里 写到了高密地方戏“茂腔”,而且在北京多次推介。2006年,这个濒临灭绝的地方小戏,被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高密“三绝”本是剪纸、扑 灰年画、泥老虎,如今已变为“四宝”:剪纸、扑灰年画、泥老虎、茂腔。

   
别说是自己的老师,如今,就连家人也不是想见莫言就能见到。哥哥姐姐们心疼弟弟,怕他累坏身体,不过文化程度不高的妻子早已习惯了这个为了创作寝食不定,但对家庭超级负责,偶尔又像小孩子的丈夫。只是在严厉一生的父亲眼里,莫言永远是个农民。

   
“想起老家的馒头和大葱我就想家。北京的大葱不好吃,北京什么都不好吃……大(即爸),今年春节我们回去过年,您能做点黄酒吗?用黍子米做,不要用 地瓜。另外告诉俺二嫂子,让她把酱包上几个地瓜放着,我好久没吃地瓜咸菜了。三儿 拜上。”这是2003年莫言给其父的一封家书。

   
如今的莫言,想吃地瓜咸菜更难了。家乡越是大张旗鼓,他越惶恐不安。

   
其实,这种惶恐感贯穿了莫言过往的人生。2011年,他凭《蛙》获得第八届茅盾文学奖后,曾告诫自己用“10分钟忘掉这个奖”,以遏制膨胀的虚荣心。

   
惶恐外化成的低调谨慎处事风格,是莫言全家人的特点。传世家训中,低调谨慎是管氏家族在高密东北乡能够世代安身立命的处事智慧。历经战乱和政治风云,高密管氏只想做安分人,而不愿招惹任何是非。

   
作为家里最小的孩子,生于1955217的莫言,小名“射斗”,大名管谟业。从他懂事起,“谦虚谨慎、低调做人”就被威严的父亲挂在嘴边。年轻时的莫言好动话多,他起笔名为“莫言”,便是为了遵循父亲希望他少说话的教导。

   
作品是作家对社会说话的一种管道,但莫言最初写作,只是为了改变自己的命运。和两位哥哥一样,当兵曾是他想“与地瓜、野菜离婚”的唯一出路,因为另一条出路—读书—因文革被迫中断了。

    1961
年,刚6岁的莫言开始上学。“他是班里32个学生中年龄最小的,有脑子,语文尤其突出。”张作圣回忆,莫言擅长出奇制胜的开头和细致入微的 场景描写,比起其他同学的文章来,更引人入胜。他把莫言的作文常当范文朗读。莫言记忆力极强,且喜读书,可惜农村书少,张作圣曾召集学生成立一个图书角, 他自己和学生们把书凑到学校,“凑了四五十本”,有《林海雪原》、《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等小说及刊物、连环画,莫言的父亲做了个小书箱,莫言当管理员。这 样,在小学时,莫言已读了好多大部头的书,其中还包括他靠帮邻居干活换回的书。发掘莫言写作天赋的张作圣认为,管家崇文尚礼的严格家教成就了莫言,“他爸 爸就爱看书,一辈子没得罪一个人,在村里很有威信。”

   
生于1923年的管贻范,解放前读过四年私塾,是高密管氏第23世孙。他谨小慎微一生,传承的就是管家世代“耕读”的传统。高密管氏是春秋时齐相管 仲的后代,世居胶东,以耕读传家,多文学隐士,少达官显贵。清末民初,莫言曾祖因官司败诉,迁至平安村(又称下洼),创业二十余载,家富足,育三子。莫言 祖父行二,名管遵义,字嵩峰;大祖父管遵仁,字嵩山。三祖父抗日战争时不幸遇难。在管贻范记忆中,他青壮年时期是在躲避战火中度过的,他把那些战火连天的 历史讲给了孩子们听,莫言用耳朵阅读获取的小说素材就包括这些内容。现在90岁了,管贻范还坚持看新闻、看书,炕头上还摆着一摞线装书,《易经》便在其 中。

   
“你能看懂《易经》吗?”记者问。

   
“看不懂。看不懂也爱翻翻。”老人家笑了笑,耳背目明,什么书都愿意看,就是没看过莫言的书。坐在他旁边的80岁弟弟管贻喜说:“莫言不给他看,怕小说里的内容不好,让他骂。”老哥俩各自的老伴都已去世,经常坐在一起聊天。虽都是耄耋老人,管贻喜在兄长面前还是特别恭敬。

   
年轻时,恪守传统礼教的管贻范就掌管着整个家族,和弟弟不分家。弟弟管贻喜不爱读书,想编草鞋卖钱,被兄长全烧了,逼他外出求学。如今80岁的管贻 喜,很感念兄长当年的逼迫,他现在是退休工人,一辈子没有像哥哥吃过那么多苦。当年他外出上班,哥哥负责教育他的四个孩子,其中一个儿子如今定居美国洛杉 矶。

   
解放后,农村兴起人民公社,家里的财产都要充公到生产队。“爷爷不交,我爸劝他看清形势,不交不行。”莫言的大姐管谟芳忆及过往,对父亲在特殊年代 的隐忍,以及在家中的威严深有感触,“他每天干完活,再累,回家也得先到爷爷奶奶屋里道个安。”而莫言借驴、马等动物之眼,用佛教六道轮回说架构的、反映 农村50年历史变迁的《生死疲劳》,正是自己家族及全村人命运的投影。

   
莫言63岁的二哥管谟欣说,他们的祖父没上过学,但博闻强记,手巧,木匠活精,自学打算盘,算账快,还会讲故事。擅长讲古的祖父和懂中医的大祖父是莫言文学上的启蒙人。“《东周列国志》、《山海经》、《封神演义》等一些神怪故事,还有三皇五帝的历史,都是两位老人讲的。”

   
爱给莫言讲故事,熟读《易经》并带莫言学中医的大祖父,对女儿管贻兰说:“(射)斗将来一定是个大偶侯(了不起的人物),我等不到那一天了,你肯定 能看到。”作为莫言小说《蛙》中姑姑的原型,75岁的管贻兰听到莫言获得诺奖后,忽然想起父亲当年说的那句话。莫言至今写作仍惯用繁体字,文稿工整,字体 漂亮,很有大祖父处方上的毛笔小楷风范。

  
管贻兰接过父亲的衣钵,1973年后才转向西医,接生技术极好,十里八乡闻名,退休后至今求诊之人不断。莫言的女儿管笑笑当年便由她接生,她的二女儿王梅去年又为专门从北京回到高密的管笑笑的女儿接生。

   
而莫言小说中姑姑的第一个男朋友,背叛国家到台湾的飞行员,竟是管贻兰的哥哥、莫言大祖父唯一的儿子。1949年解放青岛时,这个堂叔到了台湾。这 也是管家在文革期间忍气吞声的一个重要原因。另一个让管氏兄弟们倍感孤独和压抑的原因,就是因为家里有两头牛而在土改时被扣上“中农”帽子。

   
好在1963年,年长莫言13岁的大哥管谟贤考入了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成为村里第一个大学生,此事轰动乡里,也让管家人心绪稍平。同样喜好文学的大哥,至今还是莫言小说的第一读者。教了一辈子书的大哥,亦擅长写作,《莫言研究》集刊中,每期都有其文章。他有两个儿子,一个在济钢,一个在华为。

   
孤独之外,莫言开始认识这个世界的最初感受,还有饥饿。“饥饿和孤独是我创作的两大源泉。”莫言说。

   
莫言四五岁时就赶上了三年大饥荒,饥饿成了童年最深的记忆。管谟贤说:“莫言是兄弟中最小的,在家中似乎成了多余的人,由于饥饿,被认为很馋。”馋鬼莫言触犯了父亲教导的“不偷不抢不摸”,拔了生产队的一棵红萝卜。管父大怒,暴打了他一顿。

   
不在忍耐中死亡,就在忍耐后爆发。就像国人对诺奖的期盼一旦成真必然引发抢书狂澜一样,莫言青少年时期积压的饥饿感,在小说创作大门打开后,对这种 饥饿感的宣泄就一发不可收拾。发表于1985年的《透明的红萝卜》,就揭示了作者对饥饿的深刻记忆,小说中“黑孩”的原型便是莫言。

   
《透明的红萝卜》被当时正在大栏中学教语文的毛维杰读到,通灵的风格让其过目难忘。“看到里面有好多熟悉的场景,如村头的滞洪闸,还有村里的一些人 物原型。”爱好文学的毛维杰听同事提到,平安村有个在外地当兵又会写东西的人,叫管谟业。由“谟”字分拆开正好是“莫言”,他便猜到了个大概。回乡探亲的 莫言,带着女儿管笑笑到家旁边的大栏中学玩,被毛维杰确认。自此后毛成为莫言的拥趸。1993年当上校长的他,在学校开了两间教室做莫言资料室,莫言的文 稿、小说、评论以及照片等资料,都被他收集到此,并作为“相似教学”的平台。莫言的创作经历,在他看来,与世界上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作家类似,“都出生在 偏僻处,后来都到了繁华地,经历过反差极大的两种生活状态,这种刺激促其在作品中反思社会和人性。”

   
他把莫言的创作分为三个阶段:19761984年是模仿阶段;1984年以后是形成自我风格的阶段,其中《白狗秋千架》第一次出现了“高密东北 乡”字样;而1988年因苍山县出现的抢蒜薹事件创作的《天堂蒜薹之歌》,则使其创作进入超越阶段,容量更大,视角更大,历史跨度更大。例如,莫言带有民 间史诗风格的作品《丰乳肥臀》(1996年)从抗日战争一直写到改革开放之后,这部小说使其实现了从“为百姓写作”到“作为老百姓写作”的转变。

   
此后,糅合了魔幻主义、武侠传奇、抒情主义、结构主义、表现主义、现实主义的炫技式实验小说《酒国》(2001年)、以八国联军侵华为历史背景的 《檀香刑》(2001年)、以上世纪90年代初农村改革为背景的《四十一炮》(2003年)、讲述中国农村解放后50年变迁的《生死疲劳》(2006 年),一次次将莫言推至创作巅峰。然而也有评论认为,他的作品“泥沙俱下”,充斥力比多(libido,指性欲)味道的语言,令很多读者无法接受。

   
莫言不在意别人的批评,因为文学本来就是个见仁见智的产物。怀揣着对这片土地的挚爱,他用掺杂着驴屎马尿的文字,把人的灵魂展示给世人看,而这正是他认为自己走向世界的通行证。

   
“他人有罪,我亦有罪。他人的罪,由他们自己清算;他们自己不清算,由上帝来清算。我的罪,自己来清算,不必等待上帝。”莫言曾说,他曾把自己当作 极左年代的受害者,总是盯着别人的罪,但他早已决定不再利用文学清算别人的罪恶。“一个作家如果不敢袒露自己灵魂的丑,他的创作便不可能具有震撼人心、触 及灵魂的力量。”2011年他在日本京都佛教大学谈到《蛙》的创作时曾如此表述。

   
谁在深度打造莫言?谁最早认识到了他的商业价值?

   
去年,56岁的莫言收到了34岁的陈黎明一罐明前龙井。农历九月初三,莫言以一首打油诗回赠陈黎明:

   
我有迷魂何人招,三生石上恨未销。

   
白堤漫步过断桥,雷峰观景望江潮。

   
推杯换盏赏绿腰,牵肠挂肚念奴娇。

   
莫言人老心更老,下笔千言叹纸小。

  
典型的文人酬和。但陈不是典型意义上的文人,他是莫言作品全版权出版商。

   
两个年龄相差22岁的人,因何交谊如此?

   
莫言获得今年的诺贝尔文学奖让陈黎明猝不及防。当莫言获奖的消息1011公布后,他一则以喜,一则以忧,忧的是由他推出的最新版《莫言文集》还在紧锣密鼓地印刷中,莫言获奖,书必大卖,他会错过第一波市场高潮。事实上,此前出版《莫言文集》的上海文艺出版社(版权协议尚未到期)已经火了,不仅书卖得好,其所隶属的上市公司的股票也一路飘红。

   
不得已,陈选择了在莫言获奖消息公布后连开两次(101222日)新闻发布会,告诉读者,他才是莫言作品的全版权出版商,新版《莫言文集》正在付梓,大家可以拭目以待。

出版商陈黎明为莫言提供了全方位的细致服务


    5
年前,陈黎明只要有时间就会到中国社科院外国文学研究所去听课,因为每个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和世界级作家到中国来,都会到外文所举办小型作品研讨会。在针对诺奖得主、日本作家大江健三郎举办的研讨会上,陈见到了大江和莫言,并通过大江在中国指定的翻译家许金龙的引荐结识了莫言。他小时候就读过莫言的《红高粱家族》,一直认为莫言是个“伟大的作家”。当这个“伟大的作家”就坐在自己面前时,他提出了为他出书的请求。“莫言老师或许是出于对年轻人的关照,说,哎呀,先出个剧本吧,但我还没写完,要不你再等等,我把第二个剧本写完再给你?”

   
这一等就是五六年,莫言获诺奖后几天时间内,其剧作集《我们的荆轲》才得以出版。

   
作家的基本功是讲好故事,在陈看来,莫言之所以会跟他签“卖身契”,是因为他给他讲了一个故事和一组理念。

   
故事是陈自己的家世和经历。

   
陈是杭州人,出生在出版世家,目前还有不少亲戚在浙江的出版社担任各类职务。从小到大感受到的家族氛围使他从小就对书有天生的情感。但他在中国人民大学读本科的时候,学的是国际经贸。那时候他采访了很多中关村优秀的企业家,写了一本《清华园中的创业启蒙》,卖了几十万册。这件事点燃了他写书、编书的激情,彼时他每个月就能赚将近3万稿费。大学毕业时,他写的、编的图书已经不少。

    2003
年研究生毕业时,他被分配到了人大出版社,在哈佛商学院出版公司和人大出版社合资的项目部里做远程数字教育出版,还被人大出版社推荐到中欧工商管理学院去进修过。在积累了一定经验后,他主动跑到上海贝塔斯曼要求与对方合作,并最终获得了贝塔斯曼高管的垂青,“认为这孩子不错,很努力,所以鼓励我们做”。2004年到2008年,他始终是贝塔斯曼书友会的红人。贝塔斯曼当时的采购主管史翔,后来被他挖到自己创立的公司精典博维担任执行总裁。

   
精典博维文化发展有限公司2005年注册。此后,他做了些畅销书,像《如何掌控自己的时间和生活》在美国就卖了300多万册,在国内也卖了几百万册。他由此搞到了自己的第一桶金。

   
在精典博维快速发展的时候,国际书业巨头贝塔斯曼的业务却开始衰落,陈把这归因为贝塔斯曼新总裁的经营思路(实体书店+俱乐部的模式)不能适应网络销售异军突起的新形势。

   
贝塔斯曼曾与莫言有过合作,2008年以后,贝塔斯曼决定在中国停止出版业务,关掉书友会,精典博维由此上演了传说中的“蛇吞象”,把贝塔斯曼在中国的业务接了下来。在为贝塔斯曼善后的两年多时间里,陈学会了这个曾经的巨头的运作方式。到2010年贝塔斯曼正式撤出中国的时候,精典博维已经相对比较成熟了。

   
但在2010年国家提出鼓励文化产业发展的政策前,政府相关部门对民营书商持批判态度。2010年后,精典博维决定露头,开始在中国做畅销书。陈当年曾带着500万现金去找麦家,要出版麦家两部新作。此一役艰辛备尝,但麦家新书出版后的大卖使名不见经传的精典博维成了出版业里有名的角色。目前,与精典博维签约的作家除了莫言、麦家,还有阎连科、阿来、江南等人。“我们获得了一连串作家的认同。在这几年与作家的版权签约上,我们处于比较主动的地位。”

   
位于西城区德胜门外的北京出版创意产业园是中关村科技园第13园,这个产业园是文化企业上市的孵化器,即将推出一系列优惠政策,其中包括股改奖励政策、政府补贴政策、减税退税政策等。201215,陈黎明将公司搬到了这个园区,并已完成两轮战略融资,正筹划在资本市场上市。

   
客观而言,与其说莫言是为陈黎明的故事打动,不如说他是被陈的操作理念吸引了。陈的操作理念是:为莫言提供360度名家品牌服务。“我相信没有其他任何人在莫言老师得诺奖之前能给他提供全方位品牌服务。”

   
陈之所谓“360度的名家品牌服务”其实就是一个名家经纪概念。首先是要掌握核心资源,莫言的价值不只是体现在中文书的出版上,而包括与之相关的所有产品,如纸质书在海外的出版权、数字版权、影视改编权、听书权、书法作品销售权(莫言书法很好)、商业代言获利权、知识产权维护权等等。他不仅给莫言提供专业图书出版服务,还给他配备了司机和生活助理。

   
“你应该让作家感觉到你给他增值了、放大了,人是需要被放大的,作家殚精竭虑地写了那么多好的作品出来,他不希望仅仅通过书来体现他的价值。莫言老师说他会拿诺奖奖金在北京买个大房子,为什么?因为他北京的家里创作空间非常局促。他那天送给我的一大幅字是在一张小方桌上写出来的,我特别感动,所以后来送给他一张特别大的条案,方便他写字。韩寒说过一句话,中国的作家写好几部畅销书只够在上海买个小单间,但是在国外,作家靠一部好作品就可以够买个大house!所以中国作家一定要成为富豪,作家跟出版社一定要赚钱,否则这个产业是会萎缩的,最后没人来创造精神文明。”陈黎明说。

   
铺垫完成后,签约时双方都很审慎。陈与莫言的全版权一揽子合同从前年开始谈,今年5月才最终签订。他还专门请了北大知识产权学院院长亲自审定合同,“因为这在中国是第一份。我当时跟这院长说,这份合同的签署意味着中国这个产业标志性的革命”。但专家修订后的合同过于程式化,有些条款写得很苛刻,比如违约会如何如何,实际上是一个对赌协议。陈觉得这样不行,文化产业毕竟是个人性化的产业,合同要体现对作家的尊重,他又使劲柔化条款,经过柔化后的合同莫言欣然接受。

   
由于涉及商业秘密,陈黎明不便透露这份一揽子合同的具体内容,他能说的一是这个合同的有效期比较长,二是他给莫言的版权待遇肯定是业内名家里最高的。

   
作家出版社是中国作协自己的出版社,该社见证了莫言文学创作的历程。从莫言1986年开始出版的第一部作品集,一直到2006年的《生死疲劳》,都是作家出版社出的。作家出版社出版了莫言在此之前的大部分作品,但没有和莫言签订全版权合同,这让该社新任社长葛笑政感到“有些遗憾”,他不得不赞赏陈黎明“是一个很有眼光的出版人”。好在,平装本《莫言文集》是作家出版社和精典博维联合出版的。

   
此外,与精典博维联合出版精装本《莫言文集》的是北京联合出版社(该社是产业园自己的出版机构),与精典博维联合出版《我们的荆轲》的是新世界出版社。

   
精典博维市场总监陈望治并不讳言其与体制内出版社合作的原因:一方面是因为现行体制下,民营出版公司没有书号,要出书只有到出版社拿书号;另一方面是因为体制内的出版社有传统的渠道资源和品牌优势。作家出版社的品牌优势就很明显。精典博维与作家出版社、北京联合出版社、新世界出版社的合作模式是:在谁铺货的渠道销售利润归谁。

   
记者见到陈黎明与陈望治是在1015下午,他们正忙着第二天到山东高密去见莫言,与其商量营销计划。“一切还要莫言认可,他是老大,他得认可。在以后营销推广活动中,我们有他不出面和出面的两套做法,当然我们肯定是希望他出面的,他出面效应不得了,肯定人山人海。”陈望治的兴奋溢于言表。

   
但另一方面,中国出版社其实并未为中国作家获得诺奖准备好,陈黎明、陈望治与葛笑政,都无法提供此前外国作家获得诺奖前后图书码洋的对比数据。陈黎明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是:“肯定是几何级数增长。”陈望治的回答是:“且不说诺贝尔奖,就拿茅盾文学奖来说,作家获奖前和获奖后销量能差10倍。”葛笑政的回答是:“以前没研究过这个问题。”

   
获诺奖前,莫言的作品在中国当代严肃文学作家中并不是最畅销的。刘震云的新书《我不是潘金莲》在一个月内就卖了50万册,而莫言的《蛙》几年内的销量也不过二三十万册。莫言对自己作品的销量非常在意,因为这意味着真实的受欢迎程度。他的《蛙》与贾平凹的《古炉》差不多是同期出版,书出版后,莫、陈有一次酒后对话。莫言问陈《古炉》的销量,陈说是30万,而当时《蛙》的销量才10来万,“我觉得莫言老师是有点儿失落的。”

   
问题在于,基于对诺奖获奖作家市场行情的如上认识和对莫言作品此前销售状况的了解,精典博维是否能做好上述营销计划?事实上,到目前为止,精典博维尚未定好《莫言文集》的首印量。

   
或许提出这样的问题有些过于苛求了。毕竟,这是一个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才开始给作家支付版税的行业。正如陈黎明所言,中国出版业的市场化才刚刚起步,现在“只是在跟资本接轨,而不是跟国际视野接轨”,民营出版商如今在整个行业里还处在“夹缝中求生存”的状态。“民营书业已经病入膏肓了,我从业到现在,剩下做书业的没几个人了,我是最后一代书商,以后就没有书商了,这个断代很可怕。所以必须要通过莫言获诺奖事件,通过我们的运作振奋民营书业。我不是救世主,但我们先把自己的公司做好,会给大家一个振奋,就跟莫言一样,他不能拯救整个中国文学,但他得诺奖可以影响中国文学。”

   
陈黎明曾对莫言说,他坚信莫言会获诺奖。不过真正促使莫言获诺奖的还是国外出版机构,按文学评论家张颐武的话说,莫言“获得诺奖的一个前提是他在国际出版业有影响”。

   
不过,莫言作品最初在海外出版并不顺利,这是另一个与出版人眼光有关的故事。

   
诺奖评选委员会在莫言获奖后接受媒体采访时曾透露,他们起初知道莫言是源于电影《红高粱》。这部电影引来了企鹅出版社对莫言的关注。19944月,该社出版了中国文学在英语世界的首席翻译葛浩文(Howard Goldblatt)翻译的英文版《红高粱》,这是莫言在国外出版的第一本英文版小说。

   
两年后,受大江健三郎在瑞典学院郑重推荐莫言的影响,瑞典翻译家陈安娜翻译出版了瑞典文版《红高粱》。

   
莫言为什么能引起葛浩文和陈安娜的兴趣?张颐武的看法是:“在全球读书界,纯文学有自己稳定的圈子,进这个圈子并得到他们的赏识很重要。怎样才能得到赏识?需要具备三个条件:一个是作家需要掌握西方20世纪以来现代主义文学的一套精微复杂的技巧,包括叙述人称的变化和语言结构上的技巧;另一个是作家需要把人性的很多层面挖掘出来;再就是本土特色鲜明、明晰。莫言的成就,在于他掌握了这种全球文学的特点。”

   
据企鹅集团的统计数据,英文版《红高粱》在美国卖了不到5万册。但企鹅在出版《红高粱》后最终放弃了和莫言的合作。

   
虽然此后莫言在国内陆续出版了几部有分量的长篇小说,但国外对莫言的认知仍然停留在“红高粱”时代。就在美国“拱廊(Arcade)”出版社2004年出版莫言的《丰乳肥臀》时,出版商仍不忘推介中提到“红高粱”小说和电影,以唤起人们曾经对莫言的记忆。

   
失之东隅,收之桑榆。莫言在西方出版界最重要的伯乐理查德·西维尔(Richard Seaver)出现了,引荐他的是文学代理人桑德拉·迪杰斯特拉(Sandra Dijkstra),后者在他与企业分手后迅速找到了拱廊出版公司的创始人理查德。理查德本身也是翻译家,精通法语。他凭借自己对文学的独特眼光经常冒险出版一些当时默默无名的作家的作品,并在其后数年中证明自己眼光富有前瞻性。他曾撰文推崇当时少有人知的作家塞缪尔·贝克特,帮助后者在美国找到了出版商,塞缪尔·贝克特于1969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

   
当桑德拉拿着葛浩文翻译的《酒国》找到理查德的时候,理查德看过手稿便对妻子简妮特说:“莫言是个伟大的作家,我们一定要出版他!”莫言再一次走进了张颐武所说的圈子。

    2000
年,拱廊出版了英文版《酒国》。此后,又陆续出版了莫言几部作品:《师傅越来越幽默》(2001)、《丰乳肥臀》(2004)、《天堂蒜薹之歌》(2006)及《生死疲劳》(2008)。市面上看到的绝大部分莫言的英文小说都是拱廊出版的。

   
理查德2009年去世,他没能看到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一刻,但他的妻子简妮特说:“理查德早就知道会有这一天”。简妮特向记者回忆,在每年销售大会上,当着来自全世界的200多个销售代表,理查德总是在推介莫言作品的时候高声说道:“莫言是当今最好的作家之一,尤其是在来自中国的作家中他是最重要的一位!你们等着看,就这几年,他一定会拿到诺贝尔奖!”

   
理查德去世后,拱廊并入了美国另一家独立出版社天马(Skyhorse),继续出版莫言的作品。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后,天马网站上挂出来两行小字:天马和拱廊祝贺莫言获得2012诺贝尔文学奖。在网页上方滚动播放的推介书目中,有一本拱廊在2004年出版的《丰乳肥臀》,那是它们卖得最好的作品之一。

   
拱廊不仅在出版特色作家方面享有盛誉,强大的发行团队也是其实力的体现。它们委托时代华纳出版集团在全球范围内代理发行,虽其后时代华纳图书被法国阿歇特出版集团收购,但仍有独立的经营权,莫言的英文版小说10年前就被介绍到世界各地。

   
拱廊门下现在签有来自34个国家的作家的500多部作品,莫言是中国唯一的签约作家。今年,拱廊再版了莫言的《生死疲劳》,并于11月推出了此前出版过的莫言所有作品的再版版本。

   
可以说,拱廊在推广莫言在英语世界的影响力方面起到了很大作用,很多国外文学爱好者因此认识了莫言并记住了这个名字。莫言的作品在美国的大学中也获得了广泛的关注,很多学生选择《酒国》等小说作为论文研究文本。

   
几年前,莫言还与另一家名为“海鸥(Seagull)”的出版公司开始合作。

   
来自印度的海鸥出版公司于2005年创立了英国分公司,负责人纳威恩(Naveen Kishore)在与莫言的几次接触后,也于近年开始出版他的英文版作品。

    2005
年,海鸥门下的印度作家马哈思维塔·德维(Mahasweta Devi)和莫言获得了意大利诺尼诺(Nonino)文学奖。纳威恩和作家同去意大利的乌迪内领奖,在那里他见到了莫言。纳威恩是莫言的忠实“粉丝”,他读过莫言所有已出版的英文小说,非常喜欢。他们在颁奖之后一同去了威尼斯,并在回国之前在那里待了整整一天。在著名的威尼斯大运河上游船,纳威恩为莫言和他的女儿拍了不少黑白照片。

   
“他很安静,但是警觉,充满犀利的幽默感。”纳威恩评价说,“你要知道,我是通过莫言的女儿从中翻译和他交流的。”

   
“他的作品中充满了无处不在的政治意识,他善于从底层认识他的国家。可以看出,他是简单并真诚的,正像他曾在《改变》一书中写到的那样:荣耀的死去胜过卑贱的活着。”纳威恩对本刊记者说。

    2008
年,纳威恩准备出版系列图书纪念柏林墙倒塌20周年,他想到了莫言。他寄去了在威尼斯给他们拍的照片,并请莫言写一篇有关社会变革的文字。莫言交了一篇3万字的长文,就是海鸥2010年出的莫言第一部作品《改变》。在这本书中,莫言以自传的形式写了他过去几十年在中国亲历的政治变革和社会变革。该书还是由葛浩文翻译,但没有出中文版。

   
之后,海鸥拿到了莫言2003年创作的《四十一炮》,计划明年1月份面市。

    1011,诺贝尔文学奖公布时,世界各地的出版界人士正在参加前一日开幕的法兰克福书展。大家都向来自中国的出版人和书商祝贺,海鸥和负责海鸥图书发行的芝加哥大学出版社也收到了祝贺。

   
“我们没有大肆庆祝,但确实非常高兴。我们推崇的作家莫言竟然获得了诺贝尔奖,那种感觉就像原本需要几十年才能实现的事情一下子就到了眼前,甚至坚定了我对出版事业的信仰。”纳威恩激动地对记者说。

   
莫言获诺奖之后,海外知名度骤升。很多国外出版社找到莫言,希望出版他的获奖作品《蛙》,拱廊和海鸥也在争取。俄克拉荷马大学出版社也拿到了莫言的一本书,虽然他们的重点领域是西方文学,但他们还是准备在明年1月出版《檀香刑》的英文版。

   
一位作家如何在国外找到出版商?除了需要将作品翻译过去,在国外,文学代理人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他们被称为“接生婆(midwife)”,以示帮助作家找到出版社出版作品。

   
“通常,我们通过几个渠道来了解作者,文学代理人是其中之一。我们能出版莫言,是通过文学代理人桑德拉以及译者葛浩文的努力。”拱廊出版公司执行主编卡尔·巴克斯戴尔(Cal Barksdale)说,“我们还通过参加图书交易会以及大型书展与其它各国的出版社联系,从中获取作家的信息。比如法国一家出版商刚刚出版了一位中国作家的书,我们会好奇他是谁。我们会去查他们的出版目录,或者有机会见面的话当面了解情况。另外,对某一个国家的文学或者作家有研究的学者也是我们关注的,他的眼光和意见非常重要。”

   
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副院长姚建彬介绍,中国部分优秀作家和诗人在域外已经有了自己的版权代理人,这些版权代理人会根据他们的判断来寻找、推荐优秀的翻译家。另一方面,作家、诗人跟域外的交流也很频繁、密切,他们也会根据自己的判断,包括自己在域外受欢迎的程度,决定他们的下一部书交给值得信赖的译者。西方的一些出版机构、翻译家,目前也把触角伸向了中国,他们有一部分人在有意识地关注哪些中国作家最具翻译价值。他们成立了一个相对松散但又很有朝气的组织“纸共和国(Paper Republic)”,就是来自很多国家的具有良好中英文语言能力的人汇聚一起,其中一部分人是中国通,他们经常跟中国作家、出版社有联系。当中国作家出版新作品时,可能一般中国人还不知道,他们就已经掌握了信息。这些纸共和国的成员在有意识地做一些关于中国文学的翻译、推介工作。

   
中国的出版社能做到这一点吗?

   
如上所述,莫言之为西方世界认识,最初是通过电影,莫言获奖后,是否会爆发其作品影视改编权的激烈争夺?虽然陈望治说,现在找他们来谈合作的影视公司已经不断上门,但本刊记者从博纳影业、华谊兄弟、光线传媒等国内知名影视公司处获知,它们都暂无计划。就算想趁热打铁,莫言这块铁也委实不好打。以改编电影而言,短篇和中篇较为合适,而莫言的小说多为充满魔幻现实主义的长篇,长篇小说的影视改编,无论是抽取片段还是压缩全篇,对改编者都提出了极高的要求,《白鹿原》电影为人诟病也根源于此。

   
“他的主题本身就是大众不感兴趣的。如果将其改编成大众感兴趣的,事实上就消解了他的精神。”中国人民大学文艺学教研室主任陈奇佳说,严肃文学改编潮在上世纪90年代中期就已戛然而止,这既源于社会思潮的变化,也是导演改编才华枯竭的结果。

   
对这个问题,知名华人学者李欧梵曾写专著《文学改编电影》论述,他的结论是:一流的名著很难拍出第一流的影片,二流的文学作品反而可以拍成第一流的影片。而他认为,莫言的《生死疲劳》是“中国近现代杰出小说”。

   
不过也不尽然,葛笑政就透露,1212,美国一家研究中国文学长达两年的公司将与中国另一位实力派作家张炜签署其26部作品在全世界的影视改编权协议。它们也试图搞定莫言,但没有成功,因此很沮丧。

   
【幕后】莫言的世界

   
高密,胶东小县,地儿不大。一出火车站,走两步,逮住路边遛狗的人,问下高密一中在哪?莫言文学馆就在高密一中。

   
“拐个弯就是。”很巧,遛狗大姐的老公就是一中的老师,东北乡人果真热情,一听我去找莫言文学馆,眉眼开笑,“我和莫言是老乡,都是大栏乡的,他哥哥以前是一中的副校长。”遛狗大姐正在人大读书的儿子,这两天也因为和莫言是老乡,成了同学们的焦点,他打电话问妈妈有关莫言在大栏乡平安村的一切。

   
没有人不好奇。7个韩国人,从附近工作的赵州开车1个多小时赶到此,他们踩着土墙上的路,和中国人一样好奇莫言旧居院墙里究竟一番怎样景象。“这是20年前韩国农村的样子。”其中一名韩国人撇着嘴,不可思议诺贝尔文学奖的获得者竟然是在没有后窗、木格窗户、剥落墙皮的土屋中生活过。

   
这俨然是一个节日,由莫言引起,却没莫言参与的节日,他要躲开这里的喧嚣,对了,我也是制造这喧嚣的人之一,我也来凑热闹,寻莫言。

   
一个想躲开媒体的人,总有他躲开的招数。我早就做好见不到他本人的打算了,但还是要用职业精神来约束自己,像猎狗般追踪莫言。

   
“他昨晚坐动车回北京了。”其亲戚的一句话,再次印证了其妻早上告诉我的,“昨晚他没回家,我也不知道他去哪了。”

   
莫言出现在整晚的梦境中。第二天早上起来,迷迷糊糊的我又给其妻打了电话,诚恳地希望见她一面,“那你来吧。”我和她聊着正高兴时,上帝突然把拿着半截梳子、一身运动装的莫言投放在我面前,这个出场,仿佛是向他的成名小说《透明的红萝卜》由梦而生的诞生方式致敬,只不过,这次是落到我的采访上。这感觉,真不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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